國內綜合訊息
台灣資深出版人：出版是社會集體情緒的反映
2010-05-25
出版是社會集體情緒的反映
──台灣資深出版人吳興文談兩岸出版業
80年代初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，社會思潮活躍，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做文史出版，社會活力通過(出版)這個出口釋放出來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柴愛新、特約撰稿張靜 | 北京報導
“于丹、易中天、韓寒、郭敬明的書都引進了台灣，但賣得並不好，因為台灣和大陸的社會生活不一樣，(這類書)難以引起今天台灣讀者的興趣。”台灣資深出版人吳興文告訴本刊記者。
1957年出生的吳興文，自大學畢業後就在《聯合報》系(當時台灣最大的報系)下屬的聯經出版公司工作，1998年轉往遠流出版公司，至今已在出版界摸爬滾打近30年，2003年起以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大陸分公司總經理身份常駐北京。
“出版是社會集體情緒的反映。”吳興文說。
政治晴雨表
在社會集體情緒中，政治情緒影響力最大，吳興文向本刊記者講述了台灣幾十年出版業的變化，宛若台灣的政治晴雨表。
1983年吳興文開始在聯經出版社所屬的台大門市部工作。
“那是台灣最好的書店，文化重鎮，相當於倫敦的海德公園。”吳興文說，因此，他得以參與和見証了台灣出版業的“黃金時期”。
“‘黃金時期’在 (上世紀)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，蔣介石去世後，蔣經國實行‘新政’，政治上相對開放，到了80年代初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，社會思潮活躍，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做文史出版，社會活力通過(出版)這個出口釋放出來。”
而此前，台灣出版物審查很嚴，與馬克思、共產主義相關的書不能出；西方左翼的書不能出；魯迅的書不能出，此外，包括錢鐘書、沈從文等凡“淪陷”在大陸的學者、作家的書都不能出。“政治上(的審查)比色情方面更嚴格。” 吳興文說。
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，一些因政治原因曾被禁止的書，經過改頭換面偷偷在台灣出版，也出現了盜版的魯迅作品。
因政治問題入獄的台灣文化人柏楊、李敖獲釋，他們編纂的書大量出版，如李敖的《中國歷史演義》、《中國歷代名著精華》。
“他們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解讀，比‘百家講壇’更具有批判性。”吳興文強調。
同時，對大陸的懷念情緒也在出版物中顯露出來。鹿橋的《未央歌》(寫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生活)、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(寫遷居台北的上海人)、席慕容的《七里香》(寫中國感情的情歌)，都是當時的暢銷書。
“解禁之前，台灣已經有黨外刊物，政論性雜誌，很多是反對國民黨體制的。當時，好像整個社會力量都要噴薄出來。”吳興文說。
接著，台灣迎來1987年的解嚴。
“突然出現了那麼多種書，百無禁忌。”吳興文描述，《馬克思思想譯叢》、《資本論》迅速出版，魯迅作品集的不同版本，一下子出了三套。談讀書的報紙版面極其發達，有的報紙用十幾個版面談讀書問題。並出現了很多有批評有見地的刊物，如《當代》、《南方》、《人間》，李敖的《文星》也複刊。
吳興文回憶，彼時台灣出版界對大陸的好奇之強烈超過對西方，王蒙、劉心武的“傷痕文學”，蘇童、王安憶的“先鋒文學”都被引進，畫冊《西安》、《長城》等相繼出版，《中國美術全集》、《中國十大考古發現》等有關大陸的書籍一度受到熱捧。
知識是硬道理
吳興文把出版物分為五類：以關於“相對論”的圖書為例，第一類是相對論的原創學術報告；第二類是學者們對“相對論”的探討；第三類是專家很詳細地把“相對論”的整個論証表達出來；第四類是向大眾普及如何認識“相對論”，第五種是關於“相對論”的剪剪貼貼。
“于丹和易中天的書就屬於第四類，如果他們的書賣得好，再加一些圖片換個版本，就變成了第五類。”
在吳興文看來，央視“百家講壇”帶動的一批書籍的熱銷奇觀，可以視為大陸出版業的突出特色。
按照他的分類，二、三、四類屬於中間讀物。他介紹說，按照出版規律，正常的狀況是三、四類出版物讀者需求量最大，各占40%，一二類占10%，第五類占10%。但大陸現在的情況不同：一、二類各占15%，三、四類各占20%，而第五類占30%。
“大陸出版很有潛力，應該發展中間讀物。”吳興文說。
大陸的另一個出版現象也讓吳興文稱奇。
近期，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李霖燦的《天語流花── 中國美術二十二講》，而此書上世紀90年代初已在台灣出版，書名為《藝術欣賞與人生》。
“從書名看，《藝術欣賞與人生》是第三類出版物，屬於美學鑒賞，而《天語流花── 中國美術二十二講》偏向第二類，學術類。”吳興文說，“差別就在這裡，大陸出版社更願意把書包裝得更學術。”
“台灣出版界有一句話，深的人買淺的書，因為好奇，想了解或者研究；淺的人買深的書，因為學術圖書含金量更高。知識是硬道理。”吳興文說。
媚俗與跟風
吳興文發現，現在兩岸出版界有很多類似現象，潮流一股股的：經濟景氣的時候，投資、理財、企管的書特別好賣；經濟不景氣的時候，大眾心理、勵志類的書好賣。最大的差別是大陸的書比台灣便宜，因為大陸的“紙、人力、作者版稅，都便宜”。
吳興文介紹，大陸出版業眼下的很多做法都是從台灣學來的，比如“腰封”。
近幾年大陸出版的圖書，外皮中間都挎著一個“腰封”，上面一般都寫著各類名人對此書的評價，當然基本都是好評。
“(‘腰封’)大陸學台灣，台灣學日本，但日本圖書的‘腰封’跟封面是一體的，目的是追求包裝的精致，傳到台灣就變成了宣傳推薦，做得太過了，被批評為媚俗。”吳興文說。
對於“跟風”性質的書，吳興文認為台灣是始作俑者，原因是市場小，高度競爭。他認為現在兩岸出版界都太浮躁，同性質的書太多，“一窩蜂”。
“大陸出版業的根本問題出在書號，書號控制在國營出版社手裡，民營出版社只能向國營出版社買書號，因此沒有經營品牌的動力，都在做短線，跟風的書特別多。”吳興文說，“真正的出版不是一本一本算的，而是一年一年算的，一個有品質的出版社會做一部分暢銷書，還要做一些剛能保本、但品質很好的書，有些書雖然不賺錢但也是要長期經營的。在目前這樣的出版機制下，沒人這麼做。”
──台灣資深出版人吳興文談兩岸出版業
80年代初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，社會思潮活躍，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做文史出版，社會活力通過(出版)這個出口釋放出來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柴愛新、特約撰稿張靜 | 北京報導
“于丹、易中天、韓寒、郭敬明的書都引進了台灣，但賣得並不好，因為台灣和大陸的社會生活不一樣，(這類書)難以引起今天台灣讀者的興趣。”台灣資深出版人吳興文告訴本刊記者。
1957年出生的吳興文，自大學畢業後就在《聯合報》系(當時台灣最大的報系)下屬的聯經出版公司工作，1998年轉往遠流出版公司，至今已在出版界摸爬滾打近30年，2003年起以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大陸分公司總經理身份常駐北京。
“出版是社會集體情緒的反映。”吳興文說。
政治晴雨表
在社會集體情緒中，政治情緒影響力最大，吳興文向本刊記者講述了台灣幾十年出版業的變化，宛若台灣的政治晴雨表。
1983年吳興文開始在聯經出版社所屬的台大門市部工作。
“那是台灣最好的書店，文化重鎮，相當於倫敦的海德公園。”吳興文說，因此，他得以參與和見証了台灣出版業的“黃金時期”。
“‘黃金時期’在 (上世紀)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，蔣介石去世後，蔣經國實行‘新政’，政治上相對開放，到了80年代初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，社會思潮活躍，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做文史出版，社會活力通過(出版)這個出口釋放出來。”
而此前，台灣出版物審查很嚴，與馬克思、共產主義相關的書不能出；西方左翼的書不能出；魯迅的書不能出，此外，包括錢鐘書、沈從文等凡“淪陷”在大陸的學者、作家的書都不能出。“政治上(的審查)比色情方面更嚴格。” 吳興文說。
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，一些因政治原因曾被禁止的書，經過改頭換面偷偷在台灣出版，也出現了盜版的魯迅作品。
因政治問題入獄的台灣文化人柏楊、李敖獲釋，他們編纂的書大量出版，如李敖的《中國歷史演義》、《中國歷代名著精華》。
“他們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解讀，比‘百家講壇’更具有批判性。”吳興文強調。
同時，對大陸的懷念情緒也在出版物中顯露出來。鹿橋的《未央歌》(寫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生活)、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(寫遷居台北的上海人)、席慕容的《七里香》(寫中國感情的情歌)，都是當時的暢銷書。
“解禁之前，台灣已經有黨外刊物，政論性雜誌，很多是反對國民黨體制的。當時，好像整個社會力量都要噴薄出來。”吳興文說。
接著，台灣迎來1987年的解嚴。
“突然出現了那麼多種書，百無禁忌。”吳興文描述，《馬克思思想譯叢》、《資本論》迅速出版，魯迅作品集的不同版本，一下子出了三套。談讀書的報紙版面極其發達，有的報紙用十幾個版面談讀書問題。並出現了很多有批評有見地的刊物，如《當代》、《南方》、《人間》，李敖的《文星》也複刊。
吳興文回憶，彼時台灣出版界對大陸的好奇之強烈超過對西方，王蒙、劉心武的“傷痕文學”，蘇童、王安憶的“先鋒文學”都被引進，畫冊《西安》、《長城》等相繼出版，《中國美術全集》、《中國十大考古發現》等有關大陸的書籍一度受到熱捧。
知識是硬道理
吳興文把出版物分為五類：以關於“相對論”的圖書為例，第一類是相對論的原創學術報告；第二類是學者們對“相對論”的探討；第三類是專家很詳細地把“相對論”的整個論証表達出來；第四類是向大眾普及如何認識“相對論”，第五種是關於“相對論”的剪剪貼貼。
“于丹和易中天的書就屬於第四類，如果他們的書賣得好，再加一些圖片換個版本，就變成了第五類。”
在吳興文看來，央視“百家講壇”帶動的一批書籍的熱銷奇觀，可以視為大陸出版業的突出特色。
按照他的分類，二、三、四類屬於中間讀物。他介紹說，按照出版規律，正常的狀況是三、四類出版物讀者需求量最大，各占40%，一二類占10%，第五類占10%。但大陸現在的情況不同：一、二類各占15%，三、四類各占20%，而第五類占30%。
“大陸出版很有潛力，應該發展中間讀物。”吳興文說。
大陸的另一個出版現象也讓吳興文稱奇。
近期，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李霖燦的《天語流花── 中國美術二十二講》，而此書上世紀90年代初已在台灣出版，書名為《藝術欣賞與人生》。
“從書名看，《藝術欣賞與人生》是第三類出版物，屬於美學鑒賞，而《天語流花── 中國美術二十二講》偏向第二類，學術類。”吳興文說，“差別就在這裡，大陸出版社更願意把書包裝得更學術。”
“台灣出版界有一句話，深的人買淺的書，因為好奇，想了解或者研究；淺的人買深的書，因為學術圖書含金量更高。知識是硬道理。”吳興文說。
媚俗與跟風
吳興文發現，現在兩岸出版界有很多類似現象，潮流一股股的：經濟景氣的時候，投資、理財、企管的書特別好賣；經濟不景氣的時候，大眾心理、勵志類的書好賣。最大的差別是大陸的書比台灣便宜，因為大陸的“紙、人力、作者版稅，都便宜”。
吳興文介紹，大陸出版業眼下的很多做法都是從台灣學來的，比如“腰封”。
近幾年大陸出版的圖書，外皮中間都挎著一個“腰封”，上面一般都寫著各類名人對此書的評價，當然基本都是好評。
“(‘腰封’)大陸學台灣，台灣學日本，但日本圖書的‘腰封’跟封面是一體的，目的是追求包裝的精致，傳到台灣就變成了宣傳推薦，做得太過了，被批評為媚俗。”吳興文說。
對於“跟風”性質的書，吳興文認為台灣是始作俑者，原因是市場小，高度競爭。他認為現在兩岸出版界都太浮躁，同性質的書太多，“一窩蜂”。
“大陸出版業的根本問題出在書號，書號控制在國營出版社手裡，民營出版社只能向國營出版社買書號，因此沒有經營品牌的動力，都在做短線，跟風的書特別多。”吳興文說，“真正的出版不是一本一本算的，而是一年一年算的，一個有品質的出版社會做一部分暢銷書，還要做一些剛能保本、但品質很好的書，有些書雖然不賺錢但也是要長期經營的。在目前這樣的出版機制下，沒人這麼做。”